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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兼容”:沈四宝教授法律教育思想初探




 
周林彬


        沈四宝教授是我国著名的法学大家、法律教育大家、法律实务大家,其国际商法(国际贸易法)的理论与实务水平堪称国内一流。作为沈四宝教授的博士弟子,本人自2002年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法专业博士毕业后至今,主要从事着与沈老师相似的民商法教学与科研工作。在“法律的真缔在于实践”这一语境下,体悟沈老师作为法学大家、法律教育大家、法律实务大家的“大家之道”时,我更愿意体悟沈老师作为法律教育大家所特有的“要素兼容”法律教育之道。

        “要素兼容”,指把多个要素包容在一起且相互之间并不冲突。法律教育中的“要素兼容”,就是把多种法律教学要素包容在一起,协调好各教学要素间关系,在教学实践发挥各要素的最大效用。

        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是我国国际商法人才培养的第一重镇,并以此著称于国内外法学界与法律实务界。沈老师曾担任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院长长达十余年,在他任内,由我国著名国际商法学者沈达明、冯大同先生创立的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商法专业的学科水平再创新高。许多学科建设方面的第一,诸如国内第一个以国际商法专业人才培养和研究为主的博士点、博士后流动站、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基地等,都是在沈老师领导下完成的,而沈老师也因此成为国际商法学界第一位担任国务院法学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学部委员的法律教育大家。在沈老师的领导下,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所招收国际商法专业的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的人数在国内排名第一,沈老师为导师或导师组长指导毕业的国际商法专业博士生达到“三高”水平的人数过百,即高职务(如省部级、厅局级领导)、高职称(如博导士导师、正教授)、高专业水平(如高级法官、高级仲裁员、高级合伙人律师)的成功弟子居多。而沈老师培养成功弟子的一个成功之道,就是沈老师強调的国际商法教学与科研中的“要素兼容”之道。

        沈老师在其主编的曾获国家级优秀教材的《国际商法》教材中认为,国际商法调整的主要是私人之间的跨国商事关系,国际商法调整的主要是商事实体关系,还包括程序关系,国际商法是指调整私人之间跨国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因此,沈老师主张国际商法理论应该是公法与私法、实体法与程序法、国内法与国际法、法学与经济学等多种制度与知识要素的兼容。他在2003年11月北京召开的首届全国高等院校国际商法教学研讨会上的主题发言指出,“本次会议应重点从以下几方面展开国际商法教学与科研的讨论:(1)经济与法律之间的结合问题;(2)公法和私法的结合问题;(3)国内法和国际法的结合问题。他认为通过以上几个结合问题讨论,才能对传统的国际商法教学有所创新。为此,他强调应该在国际商法教学中沟通好以下几方面的关系(1)沟通国际商法教育和市场的关系。(2)沟通理论和实践的关系。(3)沟通好国内法和国际法、中国法和外国法之间的关系。(4)沟通好公法和私法的关系。(5)沟通好统一法(国际公约和国际惯例)和国别法之间的关系。(6)沟通好英美法和大陆法之间的关系。(7)沟通国际商法教育中经贸教育、英语能力的培养和法律教育三者之间的关系。”

        问题在于,在以大陆法系为主要法律传统的我国,我国的立法传统以强调部门法的分别立法传统为主,我国的司法传统也以部门法的分别适用传统为主,我国的法学研究也以部门法的分别研究传统为主,我国的法学教育以法律教育与非法律教育分别教育传统为主,一言弊之,我国法律教育和实践特点也是弊端在于“各自为阵、自成体系”。那么,沈老师主张国际商法将这些不同制度和知识体系要素通过“结合”与“沟通”而兼容起来的“要素兼容”,是否违反法律及其教学与研究中强调的自身逻辑性与科学性?

        笔者认为,国际商法兼容了看似矛盾的不同部门法制度与不同知识体系,以便通过这些功能各异的制度与知识,对复杂的国际贸易关系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有效调整。初步分析,沈老师主张国际商法教学与科研中“要素兼容”的主要理论与实践依据在于:

        第一,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在调整国际商事关系过程中,国际法与国内法、公法与私法、实体法与程序法往往同时发挥作用,并互相渗透、互为补充。另一方面,现代法治下,部门法之间并没有泾渭分明的界限,彼此相互渗透,相互配合,相互衔接已经在立法实践中显现出来;研究相邻部门法之间的关系,并非是在二者之间建造一座坚固的分水岭,相反研究部门法彼此之间的角色分工和互动作用,尤其是彼此之间的衔接配合才是研究部门法之间关系的意义和价值所在。更重要的原因是,国际商法规则通过不同制度的兼容,促进国际商事关系整合,并以此来矫正国际商事关系内容即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的不平衡。所谓整合,是指将不同部分予以联合、统一而达成协调关系的总体,或达成其设定目标的过程。就国际商事关系整合而言,是通过各国政府对国际商事条的缔约行为,使各国有关对私人货物贸易或服务贸易的障碍予以消除,并使各种生产要素,根据其比较利益进行交易,并使各国的商事法更加协调。这种整合与合作有所不同。所谓合作,是因单一行为合而形成多数而连续之行为,而整合仍通过一定制度和体制,使行为更为有系统的发生,并使行为的相互依赖性日趋提高。可见,这里整合的要素是“体制整合”和“制度整合”。其中,体制整合的典型,是许多国际商事条约作为一种充分兼容各方利益的谈判体制,而“制度整合”的典型,是国际商法作为一种兼容多种制度的多元法律制度。

        第二,法律多元也是一种法律文化概念。国际贸易制度本身就是一个多元规范和制度体系,而与该体系相适应的国际商法制度体系,也应该是多元的,由此产生了国际商法对不同部门法律制度的兼容。而这种法律兼容也是一种法律文化概念,即建立在法律多元化基础上的国际商法机制,更多体现了英美法的文化特点。因为英美法系因其没有更多建立在抽象的概念法学理论基础上的部门法的禁锢,其不仅务实,而且崇尚务实,务实就是英美法的基本精神、理念,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法律多元化的挑战不存在更多观念和法制上的障碍。英美法的这一务实精神被充分地反映在国际商法制度体系中。

        第三,国际商法规则国际经贸关系,直接规定为具有约束力的、体现经济权利和义务关系内容国际条约和惯例,使得国际商法规则的内容,具有强烈的经济性。按照弗里德曼的观点,“经济全球化时代,国际贸易行为规范也发生了变化,过去是靠条约来规范,现在靠交易来规范。实际上,今天的世界仍然是靠实力,只不过冷战前更多依靠军事实力,现在更多依靠经济实力。” 显然,世界经济的现实状况与国际商法规则的逐渐完善,远未达到能够支持以纯粹的法律规则为评判标准的国际商法机制运行的阶段。事实上,国际商法规则也不能仅从静态的、纯法律角度加以界定,它取决于国际商法规则在不同贸易阶段中的运作情况,所以国际商法国规则的法律取向,必须更多从动态的经济角度加以考虑,才是有效的。国际商法规则的经济性特征,使法学与经济学结合成为国际商法学习与研究的一种主要方法。比如,在反倾销实践中,WTO规则没有把违反规则当作违法行为认定的唯一标准,而是将成员损害或抵消规则利益作为违法行为的认定标准。也就是说,只要WTO成员认为其他成员的某项法律和政策造成对他们的不公而提出上诉时,才会出现成员的法律和政策是否符合WTO规则的问题。因此,有关WTO规则的实际运作,就与利益或曰“算账”紧密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