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盟动态
News

联盟活动
  

亦师亦友----记与沈四宝老师相识半个世纪的点点滴滴

 

沈建中  

       说起来,我与沈老师的关系还比较复杂。他是我妈妈的亲弟弟,我叫他小舅舅;我硕士、博士都是在对外经贸大学读的,他是我的导师;我从事的律师业是他带我的,他又是我的师傅;我从小是跟着他玩的,我俩相差11岁,我俩的生日是同一天(9月16日),我们是50多年的好朋友。

       人生途中,有三件事情很重要:一是你的爱好就是你的事业;二是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三是在你的成长路上能有贵人相助。能够同时遇到这三件事的人,一定是很幸运的。下面我讲讲我与沈老师之间50多年所发生的故事。

一、 榜样的力量

       我妈妈的娘家是个大家庭。我外婆叫沈毛大,生有4个子女,两男两女。我妈妈排行老二,叫沈云仙;上面有个哥哥,叫沈木生,是我的大舅舅;下面有个妹妹,叫沈宝仙(李雷的妈妈),我叫她娘娘;妈妈的小弟弟叫沈四宝,就是我的小舅舅。我从记事起就没见过外公,听我妈妈说外公说是个做生意的,但英年早逝。

       我外婆是在上海郊区淞南乡的一个居委会担任主任,由于她待人热情友好,办事又风风火火,乐于帮助老百姓解决困难,在群众中有着很高的威信,周边的老老少少都亲切地叫她“毛大妈妈”。我们整个家族的几十号人,由于外婆受人尊重的原因,左邻右舍们对我们沈家的人都非常友好和友善,这一点在早些年的农村还是很重要的。

       我刚出生时,小舅舅在念小学。由于外婆是个老共产党员,每天起早摸黑,一心扑在工作上,家里的事情她是根本顾不上的。所以,小舅舅出生后主要是由我妈妈和小舅舅的阿婆(奶奶)帮助带大的。我妈妈比小舅舅大12岁,从小她俩的关系就非常好,感情特别深,这份姐弟情谊一直延伸到现在,已经长达近70年!听妈妈说,小舅舅在小学的前几年成绩也不算拔尖,后来遇到了一位姓徐的女老师,在她的启蒙教育下,学习的自觉性提高了,成绩一下子就上去了,最终考取了当地知名的“吴淞中学”,再后来考上北京大学也就顺理成章了。记得80年代中期,小舅舅留学回国后,让我帮忙打听当年给他启蒙帮助的徐老师住处,是我陪他捧着一束大鲜花、领着一盒大蛋糕以及他在美国时的精美影集,专门去看望了他的小学启蒙老师,60岁的徐老师见到她当年亲手调教的弟子已成才,显得有点激动。小舅舅向徐老师报告了自己的成长道路,并把自己在美国的影集逐张翻阅给徐老师看。徐老师虽然已一头银发,但依然端庄、优雅,想必年轻时定是个美人坯子。

       我从小就比较崇拜小舅舅,除了读书优秀以外,他还是我们那个地区的孩子王。在村里的一群孩子中,他是很有号召力的一个。暑假期间,他会带领着一群孩子去村外的一条大河里游泳,还能捕鱼抓蟹,那时候上海的河道还没有被污染,大小河道里都可以游泳的。受他的影响,我从小也学会了游泳。在我9岁那年,小舅舅考取了北京大学。在小舅舅要离开家乡的前夕,全家人团聚在一起吃了顿饭,饭后,全家十几个人一起送他到公交车站。一路上大家有说有笑都很高兴,唯有我妈妈一脸的担心与不舍;听说我妈妈当年出嫁时,小舅舅也是一脸的不舍。毕竟她俩相依为命近20年。

       在小舅舅考上北大的第二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我妈妈一直很担忧,整天唠唠叨叨,担心这担心那,不像我外婆啥也不担心,还是整天忙进忙出。好在,北大虽然是这场风暴的中心,但小舅舅能够独善其身,想必也是很不容易的。更不容易的是,毕业的时候他们那批同学都分配到外地去了,唯有他被留在了北京、留在了北大。

       在文革 “读书无用论”错误思潮的影响下,我的学习不太上进。我的语文老师是位老先生,他坚持要求我们每周写一篇周记,记得在68年的冬天,小舅舅刚好来上海出差,妈妈请他来我家里吃饭,我在小桌上写一篇周记。小舅舅很认真地检查了我的语文作业本,看得出他对我的学习态度与成绩不是太满意。于是,他把我刚写好的周记从头到尾作了一次大修改,其中有一段话我至今还大约能记起来:“寒冬里,天上下着细细沥沥的小雨,我走在了泥泞的小路上……”,他告诉我写作除了谋篇布局外,还要投入情感,要由感而发,才能感人。他要求我当着他的面逐字逐句念一遍修改的作文,并要求我重新抄写一遍。经过他这么一讲解、一修改、一润色,一篇生动的周记诞生了。在第二天的语文课上,老先生把我的周记作为范本作了重点介绍与表扬。这件事情对我的触动很大,懵懂的小男孩,一旦哪根神精被触动后,信心一下子就会提高,学习的自觉性也会随之得到提升。

       转眼小学毕业了,1970年我开始上中学。原本妈妈也希望我能走小舅舅的路,能考上吴淞中学,再争取考上北京大学,但在那个年代里,国家已陷入了半瘫痪的状态,所有的学校都取消了升学考试,全部学生一律就近上学,我念的是我家附近的吴淞二中。由于没有升学考试的压力,空闲时间会比较多。我业余时间就跟着美术老师学绘画,这对我以后的成长还是有些帮助的。

       1973年中学毕业后,还不满16岁的我,就回农村插队落户了。我是提前一年上学了,所以我比同龄的孩子都早一年读书。可怜的我还不满16岁就与大人们一起下地干活了。(严格地讲,那时的我还是个童工)。在那个混乱的时代里,任何人都不可能违命!小舅舅在北京的日子也不好过,听说他被下放到北京郊区的一家工厂里当了翻沙工。好在,我们还会经常写写信,他会更多地给我一些鼓励,人们都在煎熬着。唯一给全家带来的好消息是,小舅舅在北京找到女朋友啦!而且是个北京姑娘。不久后他们就结婚了。小舅舅带着小舅妈回上海来看望大家。小舅妈叫李兰木,人长的眉清目秀的,做事大方得体,当时在北京前门附近的一家公司工作,是个非常能干的白领,还担任着公司的领导直至退休。我家的特点是一有事几家人都从四面八方赶到外婆家聚会,几十号人,小舅舅逐个介绍给小舅妈认识,北京姑娘特懂礼貌,见了我大舅舅、大舅妈便叫大哥、大嫂;见了我妈妈、娘娘便叫大姐、二姐,那京味既亲切又好听。小舅妈知道小舅舅与我妈妈的特殊感情,所以,对我妈妈也特别尊重,总是大姐长、大姐短,时不时还给她送钱送东西。我妈妈对小舅舅的这桩婚姻很满意。我妈妈常常夸小舅妈人好:“兰木好的”!不久外婆也从居委会主任的岗位上退下来了。于是,她每年都会去一趟北京,在那里小住上一段日子。

       我在农村劳动了5年之后,1977年我有机会进入上钢一厂工作,那一年,我刚好21岁。进入工厂后,我被分配到基建工程队,当了一名建筑工人。虽然工作也很辛苦,但和农村比起来,条件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在农村劳动,一年的全部收入大约是300元人民币,平均每月20多元人民币,每天的收入大约是1元人民币。农村劳动是没有星期天休息概念的。出工才记工分,而工分的等级是按你的农龄、技术熟练度、劳动态度等指标每年评定的(1)。到工厂后刚开始一个月的工资是36.5元人民币,每天工作8小时。星期天是法定休息日。不仅如此,产业工人队伍是一个有着严密组织架构和严格组织纪律的队伍。上下班是不能迟到早退的,如要请假必须经批准,有点半军事化的意思。在农村农民基本上是散养的,人都自由散漫的,但在工厂是有严格组织和纪律约束的。这是我们的基本国情。所以,我们的执政党几十年来始终强调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就是这个道理,这是它能否巩固执政地位的最重要的根基之一,这是我们很重要的国情。

       工作之余,利用我会绘画的特长,主动为队部出黑板报,写好人好事的宣传材料,还投稿到厂报发表。一来二去,党支部书记发现了我这位小青年有上进心,便主动找我谈心,要我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在进工厂第二年的团支部改选中,我当选了团支部书记。我把这一消息写信告诉了小舅舅,他很快给我回了信,他让我好好珍惜这样的机会,努力为年青人服务。那时候他正师从芮沐教授,在北大攻读法学硕士。

       1981年9月,小舅舅去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留学。那一年我被调到基建处团总支部工作。1982年年初我也成家了。我的爱人叫顾惠玉,是我妈妈亲自相中的。妈妈说她要帮我找一个像小舅妈一样的姑娘!她帮我选对象的标准是:善良、能干、漂亮。我妈妈是个热心人,我们沈家门不少人的婚姻大事都是她参与操办的,其中还包括李雷父母亲的婚姻也是我妈妈帮忙牵线的。我妈妈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也没有我外婆那样的能干,但乐于助人这一品德跟我外婆差不多,她继承了我外婆好传统。三十多年的实践已经证明,我妈妈为我选择的婚姻还是很成功的。几十年来我爱人始终把我妈妈当成亲娘,我妈妈也把我爱人当成女儿。她俩的关系一直很好,从来没有为了一点琐事而红过脸的(2)。这一年我还考上了业余大学,成为了一名大学生。同年10月我又当上了爸爸。成家、提干、上大学、当爸爸,1982年我四喜临门,忙得不亦乐乎。小舅舅出国后,我俩仍然保持着经常的通信联系,每回来信,他总会在信封里夹几张他在美国各地的照片。那时候小舅舅刚30出头,意气风发,风华正茂,一表人才。这些老照片我们一直保留着,只是可惜,几经搬家,那个年代的信件已经找不到了。小舅舅留学回国后被分配到对外经贸大学任教。那一年,我被调到公司团委工作。这是我与小舅舅20多年前的故事。

       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小舅舅一直是我的偶像,我从小就是小舅舅的粉丝。重要的是偶像一直在给他的粉丝传递着正能量。俗话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人的一生,会有无数次的选择,但重要的往往只有几次,在重要选择的当口,在人处于低谷或无助的时候,有人能给你一点忠告、意见或帮助,那真是弥足而珍贵。

二、 名师指路

       1983年,我去公司团部工作,不久团委便组织全公司40余名专职团干部去北京参观学习。北京之行有三大主题:一是拜访老教育部长蒋南翔先生;二是去团中央学习座谈;三是参观中南海。主题活动很成功。那天晚上,我专门请假赶到北京大学佟府乙8号,刚好那次外婆也在北京,这是我第一次去小舅舅北京的家里做客。虽然他已经是海归了,但80年代初期整个国家还处在百废待兴的起步阶段,生活等各方面条件还是相当差的。小舅妈每天骑自行车送沈伟入托后再去上班;小舅舅也好像是从北大骑自行车到经贸大学上课的。为了改善生活,听小舅舅讲,他准备自己搞一家咨询公司。后来确实在北大南门开过一家咨询公司,那是律师事务所的前身,我是在那里第一次见到王晓川老师的。

       1986年我从团委转行到公司企业管理办公室工作。我在那个岗位上干了5年,最大收获是对公司的管理架构、管理模式、管理制度等基本搞明白了。经过几年的努力,公司被冶金工业部评为国家一级企业。我也因此被公司破格评聘为高级经济师,那一年我35岁。不久我被公司董事长蔡龙根点名调到总经理办公室工作。

       记忆中在1996年初去北京出差时,小舅舅专门来宾馆看我,他与我进行了一次深谈,主题只有一个,问我下一步到底想干什么?他说,我们国家已进入大规模的建设发展时期,你必须要有自己过硬的专业,这样未来才有可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他建议我去经贸大学读个法律硕士。他说,你现在有一点大型企业管理的经验,如果再懂一点法律,今后就会有更大的用武之地。

       小舅舅的这个建议,也得到了公司领导的称赞。于是,我花了近一年的时间来复习迎考,1996年底,我请了两个星期的假赴京赶考。经贸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的考试竞争还是很激烈的。考试的成绩还不错,不久就收到了法律硕士的录取通知书。

       在1997年春季的开学典礼上,沈老师作为法学院院长给我们全班同学讲了话。我们是每周五晚上、周六全天上课。那段时间我每周上海、北京两头跑,好在同学们之间还是很照顾并互相帮助的。我们班来自中外运法务部的应永红同学是经贸大学本科毕业的,她的学习基础很好,她对我的学习帮助很大。硕士毕业后不久小应就选择出国了,一转眼十多年过去了,听说应同学已为人妻为人母了,还在加州圣地亚哥开了自己的事务所,当了老板,遥祝应同学事业顺利,全家幸福。

       两年的课程一转眼也就熬过去了,第三年的主要任务是写硕士论文。我的导师自然是沈老师。我选的题目是《上市公司收购的法律规范》,选题本身沈老师没有提太多的意见,他给我出了一个更大的题目是:毕业后能不能留在北京工作?这次沈老师的态度是很积极的,为此,他还专门请了张丽霞主任在上海与我谈了一次话,张主任也真诚地欢迎我能够加入到华贸硅谷这个团队中来。

       我从1977年到上钢工作以来,已在体制内工作了20余年,一旦离开了体制,去当北漂一族行不行?说实话我没有一点儿把握。我想我必须要征求三个人的意见,我爱人、我妈妈,还有我的老板蔡龙根。我没敢先跟我妈妈讲,而是先征求了我爱人的意见,她异常平静地说,这件事你自己判断、自己决定,你作出的任何决定,我都支持。于是我又去征求蔡董事长的意见,他以长者的身份对我说,有机会出去闯一闯吧!

       1999年5月,我交了辞职报告后便踏上了去北京的列车。沈老师为我安排的第一份工作是负责编辑由沈老师主编的、法律出版社出版的名为《中国投资法律指南》(中英文对照)专辑。编辑部的办公地点设在朝阳区小营路12号亚运花园1号楼8B-C室,这里也是硅谷律师事务所的办公地。硅谷所的主任是王晓川老师。和我一起负责该书编辑的还有张梅同学,她是法学硕士的应届生,已在硅谷所实习一段时间了,山西妹子人很优秀也很勤快,应该是沈老师的得意弟子之一。后来留校当了老师,现在是金杜律师所的合伙人了。说是我负责中文,她负责英文,其实是打通仗的。在沈老师的主编下,第一辑经过二、三个月的准备后就顺利地交法律出版社出版了,正好赶上我国外商投资企业法颁布20周年,听出版社责任编辑戴伟介绍,第一次印刷了8000本,市场反响还是不错的,出版社要求我们抓紧第二辑内容的安排。这本书的出版,我与张梅同学的最大收获就是,我俩的硕士论文摘要在第一辑上发表了。

       我一边编辑书籍,一边还在事务所实习,按照沈老师的说法,边干边等待机会。机会很快就来了,沈老师北大的一位老同学老牛,当时正在山西引黄工程指挥部任副总指挥,他给沈老师打电话,说由世界银行贷款的山西引黄工程项目二、三标在建设过程中出现重大争议,请求法律援助。之后牛总专门派人送来了一大堆合同、图纸等材料。要求我们尽快研究,指挥部一周后要听取法律专家的意见。沈老师紧急召集大家开会,组织一个团队来应战,他总负责,成员包括王晓川教授,张梅和我。沈老师提出总要求后,我与张梅在晓川主任的带领下,加班加点苦战了一周,把相关的合同内容以及争议的焦点作了消化与归纳,写出一份提纲,供沈老师备用。

       一周后我们连夜坐火车去了太原。一大早牛总亲自到站台上来接我们。匆匆吃过早餐后便带我们来到指挥部会议室,会议由引黄工程总指挥、山西省政协郭主席亲自主持,郭主席简短的开场白后,由一名总工程师详细介绍工程的运行模式以及业主方与开发商(中标的是意大利的一个大型承包商)之间的争议焦点。随即,郭主席邀请沈四宝发表专家意见。沈老师不仅是经贸大学法学院院长,当时还兼任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的副主席以及多家国际仲裁机构的仲裁员,对于如何处理涉外争议是有丰富经验的。在他归纳了争议焦点后,强调必须重视纠纷,要组织力量积极地去应对。他指出目前的被动局面是由于我们不熟悉国际合作规则所造成的,是在签署合同之初就已经留下的隐患。为此,沈老师提出了四句话16字的专家意见:面对现实、积极应对;亡羊补牢、减少损失。与会者都同意沈老师的意见。当天下午牛总就代表工程指挥部与律师商议下一步的工作以及委托代理协议等事宜。这个仲裁争议案我们前前后后做了近两年,大的战略方向由沈老师来定,具体事务主要是王晓川老师带着我和张梅来做,晓川老师戏称我们三人为“沈梅川”工作组。经过国内外律师的共同努力,这个涉案几千万美元的争议案,最终是以调解的方式圆满解决的。

       这几年跟着沈老师做学问、做实务,收获颇丰,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三条:
一是专业性。因为沈老师本身是院长、教授、博导、许多机构的仲裁员,又有处理过上百件纠纷的丰富经验,这些对当事人而言,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当然,沈老师确实对外资外商领域的专业是非常熟悉和精通的。我认为这不是最重要的,他最厉害的地方是,在与当事人沟通时能把非常专业的东西用平民化的语言表达出来,专业问题用平民化的方式表达,是最接地气的,是能很快与当事人产生共鸣的,这才叫高手中的高手。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指的就是能把复杂问题简单化,深奥专业平民化,零星问题系统化,模糊问题清晰化。

       二是判断力。记得在2001年,所里接到了湖南株洲一家大型合资企业仲裁纠纷的案件。这家公司的法务人员在北京几家大型律所转了一圈后,最终决定选择沈老师这个团队来处理。我有幸成为这个团队的成员,参加此项仲裁。团队的分工是,沈老师总负责,制定战略方向与把关;张丽霞主任负责出庭应诉,这是张主任的强项,也是所里的拳头产品;我与孙威同学负责尽职调查与材料准备。由沈老师带队去湖南株洲,与公司领导沟通如何处理这个案件。事先我们准备了三套方案:一是维持原状,让合资电厂运作起来,并网发电,但按合同规定中方将每年亏损成百上千万人民币,因为合同中设有保底条款;二是局部仲裁(即撤消合作合同中不合理的条款);三是解散并清算合资企业。经过一整天的反复讨论,三套方案各有利弊得失。公司老总请沈老师最终定夺。鉴于对整个合同的分析以及对类似仲裁案件处理的综合判断,沈老师建议公司选择第三套方案,即解散清算。他用了两句话说服了当事人:长痛不如短痛;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与其每年亏损上千万来维持这个不公平的合同,不如下决定彻底解除它。最终公司领导采纳了沈老师的意见,下决心通过仲裁争取解约。方向确定后,接下来的任务就相对简单了,律师团队主要围绕这个大方向做文章,准备材料、立案开庭、辩论、庭后再补充意见,经过一年的努力,到年底,我们收到了仲裁裁决书,裁决结果与沈老师在论证会上的预案与判断基本吻合。当公司老总得知这一仲裁结果时,在电话里激动地说,沈老师的一个决策,让公司少损失了2000万美元!这就是领军人物在关键时候所起的关键作用。

       三是尊重人。凡是与沈老师打过交道的人,都有一个感受,他没有半点大牌教授架子的。给人的印象总是热情好客,平等待人。这一点在做市场的时候尤为重要。其实,每个人是有多重角色的,关键是角色转换时不能错位,我比较佩服他的地方就是角色转换时不错位。比如他在接待客户时,他是以法律服务工作者的身份出现的,而绝对不会是院长或教授的身份。他明白坐在他对面的客户是甲方,自己是乙方,乙方是为甲方服务的,甲方是上帝,甲方是乙方的衣食父母。他要求全所律师都要做到“把客户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来办”!他深知财产不是一辈子的朋友,学会尊重别人才是一辈子的财产,这是人生很高的境界。

       沈老师在总结自己进入法学界近半个世纪的经验时说过,我的法律生涯是坚持两条腿走路的,一条腿在知识理论学术上,另一条腿始终深深地扎根在实践中。他不仅被教育部评为国家级的“名师”,而且还能成为被市场广泛认可的“大律师”。只有坚持理论与实践两条腿走路,才能够总结出“法律的真谛是实践”的理论观点来。

三、 情义无价

       跟着沈老师团队高强度的工作了几年后,自己慢慢地也入门了。开始有了一些独立的客户与案源,经济条件也有了明显的改善。2002年,我考上了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博士生。这是华贸硅谷律师所继张丽霞主任考上博士之后第二波考上博士的,与我一起考取的还有孙威律师。孙威同学也是沈老师的得意弟子,博士毕业后,又去进修了博士后,目前在中国农业大学法学院任教。

       正当我学业与事业进入正轨的时候,意外发生了。2003年4月的一天,我突发心脏疾病被送到中日友好医院抢救。我刚从手术室出来,我就听到沈老师提作大嗓门在与院方交流:“这个病人是我的博士生,我是法学院院长,请你们要不惜代价抢救!一切费用我来承担。”听到这熟悉的声音,听到这温暖的话语,我的心一下子就平静了许多,沈老师在关键时刻的话语,字字句句感动着我,给了病人战胜病魔的巨大勇气和信心。之后,沈老师又安排我妈妈到北京来陪我一段日子,在我爱人的悉心照顾下,康复的情况还是比较顺利的。由于我手头有不少事情要处理,一个月后,我又开始工作了。
2004年初春突如其来的一场“非典”,使整个北京城笼罩在恐怖的氛围中,沈老师担心我的身体,就动员我们全家暂时先回上海休息一段时间。待“非典”的危险基本解除后,才同意我回京。

       从2002年考上博士,至2005年完成博士论文答辩,这段日子除了读博、选题、写论文外还有大量繁重的律师业务要处理,期间又发生了“生病”“康复”“非典”等一连串的意外事件,但每到关键时刻,沈老师都能及时给予悉心的关怀与帮助。我在博士论文《证券纠纷非诉讼程序解决机制研究》的后记中曾写到:从个人奋斗的角度上讲,任何成功都不会是轻而易举的,任何成功都是要付出代价的。而从个人奋斗的成功要素上讲,成功除了勤奋与天赋外,离不开如下三大要素:

       一是能够站在巨人的肩上。这些年来,无论在学业上、事业上、生活上,沈老师都给了我巨大的支持、关怀和帮助,我深切的体会到,大树下面好乘凉。有了沈老师的帮助,能使你少走许多弯路,避免你在黑暗中苦苦地摸索;有了沈老师的帮助,又能使你在弯道上超车,让你更快地驰入快车道。几十年来,沈老师培养了成百上千的学生,仅博士就有100多名,极大部分学生都已成为社会的精英。

       二是要有一批志同道合者的鼎力相助。和谐的学习工作环境容易出成果,无论是在对外经贸大学、上海大学、澳门科技大学法学院,还是在华贸硅谷律师事务所,只要有沈老师在的地方,同事们之间的合作氛围都非常融洽,相互学习、相互帮助蔚然成风。

       三是家庭的和谐是完成学业、开创事业的重要避风港和压舱石。家和才能万事兴。关于家庭生活方面的学问和经验,我也从沈老师身上学到不少东西。他告诉我,按照中国的传统的习俗,一般而言男人是一家之主。但夫妻之间是需要有分工的,男人管“大事”,女人管“琐事”。但他认为家庭中一般是没有“大事”的。所以,平时家庭中的事都是爱人作主的,他是当家不作主。好一个“当家不作主”,既能调到家人的积极性,又能集中精力来干事业,这里的学问也是很深奥的。

       男人除了经营事业还要经营家庭。说到经营家庭,沈老师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有几点给我印象深刻。一是夫妻之间需要相互尊重。沈老师与我小舅妈结婚已有40余年。她俩刚恋爱结婚时,沈老师各方面的条件远不如我小舅妈,沈老师是个外地人,刚工作,啥也没有,是个典型的“三无人员”(无房、无车、无票子);虽然留校,但又被下放到工厂当工人,在那个动乱的年代里,还根本看不到一点儿前途。可以说,她俩是患难夫妻,几十年来,无论条件发生什么变化,地位发生什么变化,彼此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空闲时,她们会一起去爬爬北望山,一起在学校网球场打一场网球,或者开车去逛逛超市。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小舅妈从来不干涉沈老师的工作,无论是在学校里或者在事务所,无论他当院长或主任,这一点尤其难能可贵,这是一种很珍贵的品格与修养。

       二是家庭需要有人默默奉献。近十几年来,沈老师的事业如日中天,先后担任经贸大学、上海大学、澳门科技大学法学院院长,但我舅妈始终站在他的背后,默默无闻地经营着这个家,一手把两个小孩带大并培养成人,沈伟、沈健一个已博士毕业,一个博士在读,现在都已成家立业,事业有成。这里包含着我小舅妈几十年来默默的无私付出。

       三是家庭关系需要用智慧来处理。随着家庭成员的增加,家庭关系也会复杂起来,最难处理的是婆媳关系。说到处理婆媳关系,我的小舅妈是这方面的楷模。小舅妈作为儿媳时,与我外婆几十年相敬相爱,婆媳关系十分和谐;如今,小舅妈作为两个儿媳妇的婆婆了,又与两个儿媳关系处理的十分融洽,因为婆媳关系融洽,大家才能尽情地享受子孙满堂的天伦之乐。正如沈老师在大儿子沈伟结婚典礼上所说的,他们会把儿媳当女儿养。其实,把儿媳当女儿养,是婆婆处理婆媳关系最重要的智慧;如果聪明的儿媳也能把婆婆当妈妈对待,那么,婆媳关系是不大可能处理不好的。

       沈老师在树家风上的实践,也是值得我们很好学习和研究的。家风是一个家庭或家族的传统风尚或门风。我外婆是我们沈家的领袖,有了她,才有了我们全家的传承。她不光给予我们生命,还给沈家树立了很好的家风:“勤奋、简朴、好学、务实”。而沈老师又很好地传承与发扬光大了沈家的家风。沈老师很恭敬长辈与前辈,近几年因兼任上海大学法学院院长,在上海的时间多了,于是他会千方百计抽空与他的哥哥、姐姐们聚会,尽管哥哥、姐姐们都已耋髦之年,但沈老师仍乐于陪她们快乐地聊天,亲自去菜场买菜并下厨做饭,还陪她们外出旅游。用他的话说,小时候她们陪我带我,现在我有条件了,就要回馈给她们。这是一种因果循环,他为晚辈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家风是需要一个家庭一代乃至数代人的日积月累和一定的文化沉淀才能形成的。倘若我们每个家庭的家风都很纯正、淳朴,那么整个社会的风气就会好转。

       以上就是我与沈老师半个世纪交往过程中发生的点点滴滴的故事。包含了亲情、友情与爱情。俗话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阅人无数,不如名师指路。我的体会是,既要读万卷书,也要行万里路,既要阅人无数,更需要有名师指路。正如我在本文开始时所说的,一个人如果能把爱好当成事业、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成长路上能有贵人相助是非常幸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是幸运的,沈老师的弟子们是幸运的,沈老师也是幸运的。名师出高徒,沈老师谦虚地说“无高徒,何以成名师”。

       2014年8月16日,华贸法律服务联盟成立仪式暨华贸硅谷律师事务所成立二十周年庆典活动在北京亚运村五洲大酒店隆重举行。庆典活动高朋满座,68岁的沈老师西装革履、精神抖擞地两次登台发表演讲。成立华贸联盟是沈老师“法律的真谛是实践”中的又一个大计划。十年前他提出十年磨两剑:第一剑是把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办成国内一流的法学院,这个目标已经实现;第二剑是把华贸所办成国内一流的精品所,这个目标正在实施中。借华贸所成立二十周年之际,沈老师联合国内外10多家律师事务所组成华贸联盟,他希望通过组建新联盟来做大做强中国的律师事务所,进而做大做强中国律师。他特别强调成立华贸联盟的目标是打造百年老店,服务世界和平繁荣。他还向与会者作出承诺,期待20年后再登上讲台,那时候他才88岁(3),将与大家一起再次分享华贸新联盟成功实践后的喜悦!

       我们期待着与沈老师在“法律的真谛是实践”思想统领下,同心同德,再铸辉煌!我与沈老师之间的故事还将延续下去……

2014年9月于上海

作者简介:
沈建中,法学博士,华贸法律服务联盟副主席,北京市华贸硅谷(上海)律师事务所主任,中国仲裁协会会员,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中国国际商会调解中心调解员,全国“爱心希望”公益活动组委会特邀法律顾问,高级经济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