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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沈四宝的法律思想及其实践性内涵


杨志军

  “法律的真谛是实践”,一句看似简单的话却蕴含着一位“大家”对法律、实践和二者之间辩证关系的准确诠释。这位“大家”就是我们的老师,在国内外享有盛名的法学家、教育家——沈四宝教授。

  沈四宝教授在其四十年的“法律人”生涯中,悉心耕耘,奋力前行,奠定了中国国际商法学的学科基础,率先将西方公司法介绍到中国,首倡以实践能力培养为目标的法律教育模式。他的言行在为自己赢得一次又一次的赞誉和一个又一个头衔的同时,不断改写着中国法律与法学的发展史。而这四十年中最精彩的一笔,毫无疑问是他高度凝练地做出了一个精彩的论断:“法律的真谛是实践”。这一论断,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本原理在法律领域的生动应用,是沈老师四十年来知行合一的体验与感悟不断积累的过程中所迸发出的炽烈的思想火花,是我们所有学生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需要不断地去研究它,才能不断地从中汲取养分。

一、沈四宝的国际法思想

  正如沈老师自己所称,法律并不是他最初的钟爱。但自沈老师终与法律结缘,硕士研究生师从芮沐教授学习国际经济法,直至分配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任教,国际经济法可谓是他的“初恋情人”。因与他同一代法学家相比所具有的英文优势,因他难得的早期赴美留学经历,沈老师在国际经济法领域的研究如鱼得水,很快占领了国内的学术高地。他所发表的国际法方面的论著,早已超越了对具体制度关注,而多为开创先河式的新思维、新思想。而这些新思维、新思想无不是既立足于现实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又着眼于我国的实际国情。

(一)要具有世界眼光与战略思维
  随着上世纪九十年代WTO组织的产生和本世纪初我国的加入,一种旨在实现各国主权与经济权益的平等和建立公平互利的贸易制度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呼之欲出。要适应这种国际经济新秩序,必须从过去国际经济旧秩序的思维中破茧而出,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在国际经济新秩序中游刃有余,立于不败之地。

  法律是作为规范和建立“秩序”而用的,其理应适应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和发展。沈四宝教授作为国际法领域的权威和专家,站在我国国际法学发展的前沿,提出了法制建设的世界眼光与战略思维。

  这里的“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就是遵循国际经济新秩序,站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进行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变革。

  沈四宝教授指出,经济全球化就是投资、贸易等经济活动及其各生产经营要素流动的自由化,就是世界市场的统一化。与其说这是一种静态的结果,还不如说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经济的全球化,客观上要求各国市场在拆除贸易壁垒的基础上实现统一。而市场的统一,要求市场规则的统一,这就涉及到法律层面的全球化问题。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 国内市场逐渐与国际市场联成一气, 我国的经济日益与国际经济相融合。因此, 整个世界的法治也在不断地变化发展之中, 呈现出国际法与国内法界限越来越模糊, 他们之间的衔接越来越紧密的整体态势。目前国内市场国际化, 国际市场国内化现象日益突出。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巨大的, 必须引起我们的充分重视。

  沈老师提出的“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的国际法思想精髓,体现了国际法领域的研究高度和学术气度,展现了学者的时代感和责任感,指出了中国法制建设的重要方向。

(二)要正确处理法律趋同化和法律本土化的关系
  所谓法律趋同化,它主要是指世界各主权国家通力合作、协调和解决不同国家、民族、地区法律冲突的过程。所以,法律的趋同化也是个主权国家的法律制度、法律原则、法律思想以及法律理念等逐渐趋于相近的过程。应该说,我国在改革开放中的法律资源严重不足,在经济全球化下,更是需要大量地吸收或移植西方发达国家行之有效的成功的法律制度,这也是我国法律融入世界法律体系的一条非常重要的途径。

  沈四宝教授指出,任何被移植来的西方法律制度,绝不能进行克隆,只有扎入中国的文化土壤,得以积淀下来,进而成为本民族法律文化的一部分,才是成功的移植。因为,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法律文化及其法律制度都是与其生产方式相适应的,都要受到其经济、文化、思想发展水平以及民族习惯、地理环境、人口状况、历史传统、宗教信仰、道德规范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的。因此,它必然反映和体现出一个民族的文化特质和精神面貌,并成为其法律文化以及法律制度存在与发展的根本。只有被移植的法律制度与移植国的社会发展需求和相关制度存在一定的适配性,制度与运行环境相适应,才能发挥其作用,促进经济的增长。美国法学家曾指出:要设法牢记,法律是民族的历史、文化、社会价值观念和一般意识与认识的集中表现。

  沈老师虽然有过留学国外,学习外国法律的经历,但他在平时的研究中并不盲目地“移植”国外法律,而是提出了“移植”应适合“国情”的思想,特别是我国三十年来的法治建设之路实际上就是一条科学处理法律趋同化和法律本土化关系的漫长道路。可以说,沈老师睿智的目光是一只眼睛紧盯国外,一只眼睛关注国内。

二、沈四宝的商法思想
  与在国际法学领域不断提出宏大的指导思想不同,沈四宝教授在商法领域不仅有翻译介绍美国标准公司法这样的开创性研究,而且特别精于商法具体制度的研究。

(一)要借鉴国外成熟的商事制度
  从西方的历史来看,商法源于中世纪商人法。在地中海沿岸的一些城市中形成商人这个阶层。他们为从封建领主那里争得了自治权力,建立了自治机构,处理商人之间的争端,逐步积累起商人之间通行的规则,汇编成册,后来被称为商人习惯法。经国王的认可,在国王颁布的法令中这些商人习惯法有了国家强制力的保障,成为真正的法律。1804年,法国颁布了商法典,随后世界各国纷纷效仿,陆续颁布了商法典。可以说,商法深深地植根于商业高度发达的社会,在漫长的计划经济时期,商法甚至从我国的法律体系中消失,随着建立并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商法对于我国市场经济的运行和发展的意义不言而喻,但毕竟我国改革开放只有三十余年的历史,要想在这三十余年中完善商法体系依靠我国自身的法制建设是难以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速度的。

  沈老师对于商事法律制度的研究正是借鉴国外先进商事法律制度,从而对我国商法体系提出操作性很强的建设性意见的过程。

  伙制这种在我国具有很深厚社会基础的商业组织,是很有必要有一套多样化与可操作性并存的法律制度与之相适应,但长期以来我国法律在“合伙”领域缺位严重,制约了“合伙”的发展,影响了“合伙”的生命力。

  沈四宝教授基于美国合伙统一示范法及westlaw网站的最新案例,对美国的普通合伙、有限责任合伙、有限合伙、有限责任有限合伙、有限责任企业等几种合伙制企业组织形式作一概括的比较分析,从责任形式、税务负担、企业管理权及相关程序性规定等几个角度阐述了投资者在不同条件下选择不同的合伙制商事法律主体的利弊与取舍。而我国有关合伙制企业的立法中确认的合伙制企业的种类有限,远不如美国合伙制企业灵活多样。因此,美国“合伙”法律制度的对于我国商法体系中关于“合伙”的完善十分具有借鉴意义。沈老师类似于这种对具体商事制度十分细致的研究还有很多,无一不体现出沈老师对中国应当合理利用作为世界文明的共同成果的先进法律制度的殷切期望。

(二)要把握商事法律变化中的敏感关系
  新《公司法》的颁布和实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沈老师作为在商事领域资深的专家和律师,对新《公司法》的自然也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和认识。

  他认为新《公司法》瞄准了建立和谐社会的总体目标,强化了国际化特点,科学辨证地处理了许多公司法中的重大问题,使各方面利益需求和冲突在现阶段达到了一定平衡。这部法律把我国现阶段的改革力度、经济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各界的可接受程度科学得结合起来,照顾了各方面的利益需求;新公司法与国际惯例更加接近,规范的可操作性大大加强;同时它又为广大法律工作者留下了发挥其智慧的广泛空间。

  与旧公司法相比,他认为,新出台的公司法科学的处理了公司法中十分敏感的六大关系:即在强制性规定、指导性规定和任意性规定相结合的前提下,突出了任意性规定的地位,强调公司自治;股东有限责任与非有限责任相结合,加强了实施公司有限责任的力度;较好地处理了“两事一高”的诚信义务及其个人责任;进一步完善了公司资本制度,降低了公司的设立门槛,有利于吸收社会资金,促进经济发展和扩大就业;落实了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平衡了公司的盈利目标和所需承担的社会责任。

  沈老师对新《公司法》上述六大关系的论述,绝非限于“纸上谈兵”,体现了他在对待法律的变化时,以超越法律层面的观察,深入法律背后的商事活动的运行,剖析利益冲突与平衡,重视法律运行实效的学术情怀。

三、沈四宝的法律教育思想
  讲台是沈四宝教授倾注心血最多的地方。在近四十年的从教经历中,沈老师的教学方法、教育理念不断地更新、升华。他本人被评为“国家教学名师”的同时,带领着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在“面向两个市场,培养三会人才”的教学理念指导下不断进步,创造了学生连年高就业率的神话。他为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在国内法学领域,他可能是博士生最多导师。他的弟子遍布于学界、公务员、法官、检察官、律师等各个领域,并在他们各自的领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一)要面向两个市场的国际化教育理念
  沈四宝教授从事的国际法和商法的教学工作,一直具有很浓厚的“涉外”色彩,多年以来,我们国家大多数的法学院系存在着国际法和商法闭门造车的现象,这既不利于学生能力的提高,更不利于任课教师水平的提升。

  沈老师提出要面向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坚持国际化的教育理念。通过优化课程设置,不断推进学生认知世界、了解世界的能力。国际化的目标是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素质人才, 以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适应经济全球化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那么, 什么样的人才才具有国际竞争力呢?一般而言, 一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不仅要具有扎实的专业技能, 还要有一定的国际知识和经验, 良好的国际交往能力和熟练的外语技能以及开放的心态和全球的视野。具体来说应该具有法学专业的国际事务能力, 具有一定的国际知识, 了解外国的历史、政治、地理和风俗等, 尊重异域文化, 能够理解文化的多元性, 适应多元文化的社会, 并善于学习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应该至少熟练掌握一门外国语言, 在听、说、读、写方面得到全面训练, 应用自如。

  沈老师为贯彻国际化的教育理念,做了很多“实事”,比如积极组织学生参加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的国际大学生仲裁辩论比赛,取得了较好的比赛成绩;还积极组织学生参加美国美迈斯法学奖学金评选活动,并有数位学生获奖。

(二)实践性教育理念
  法学属于社会科学范畴,与人文科学不同,它对理论联系实际具有较高的要求。沈四宝教授正是基于这一点,在教学中不断推陈出新。

  在教学方法上,他提倡在专业课程上进行案例教学和双语教学。在案例教学中,我们首先强调典型案例的选择;其次,强调在案例教学中提高学生的综合分析能力;其三,强调培养学生在纷繁的事实中分清主次和识别真伪的能力;其四,积极组织师生相互提问题并共同讨论以提高其解决问题的能力;其五,在教学讨论过程中培养学生表达和聆听问题的能力;其六,在案例事实分析的基础上,培养学生运用法律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在双语教学中,他主要培养学生运用专业英文正确理解外国法和正确表达中国法的能力。具体来说,我们在实施双语教学中,往往采取用中文去正确理解和表达外国法律和案例;对中国法及其案例则要求运用准确的英文来进行表达。在几门主要的课程中,要求运用英文教材,但进行的是中文授课;在导师和研究生关于中国法的讨论中,强调实施英文表达。

  沈四宝教授虽然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院长的岗位卸任了,但他数十年来倡导的国际化和实践性教育理念仍然为他的继任者坚持。

四、沈四宝法律思想的实践性内涵
  在《实践论》中,毛泽东通过对知与行,认识与实践关系的分析,概括出人类认识的发展模式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

(一)实践创制了法律
  社会分工、商品交换和私有制是法律产生的经济原因,上述三者可以说是人类社会产生初期的较为高级的社会实践方式。人类在从事农业生产的时候,由于劳动工具的使用,使农业产品有了剩余,从而推动了三次社会大分工:畜牧业和农业的分工,手工业和农业的分离,商业成了独立的部门,社会分工接下来推动了交换的产生,交换又促使了私有制的诞生,这样社会在不停地实践中运行发展,而运行则需要秩序的介入,以秩序来维护生产、交换和产品的分配,这种“秩序”慢慢地被固定下来,这就是法律的产生。

  可以说,从经济层面讲,法律的产生完完全全是人类实践活动造就的结果,没有人类生产、交换、分配等具体的实践活动,法律是不可能在人脑中被臆想出来的。

  那么,法律产生的社会根源是否与实践有关呢?随着个体劳动发展为普遍现象,父权制个体家庭开始出现并使财富逐渐积累于家庭之中,出现了个体家庭私有化。由于各个家庭的财产差别不断扩大,出现了富人和穷人,并逐渐向两级分化。特别是随着商业的发展,货币、高利贷以及土地所有权和抵押开始出现,原来属于氏族内部的自由民开始大量沦为债务人,继而沦为奴隶,由此导致奴隶制的形成和阶级的出现,并彻底改变了整个社会的基础以及产品分配和交换的规则,这就使奴隶主与奴隶之间处于日益尖锐的矛盾之中,矛盾无法调和的时候就需要国家和法(早期的“公”法)的产生。

  从社会层面分析,基于经济基础产生的阶级,在维护其权益时,必定实践过种种做法,最后确定下来依靠国家机器和代表自身利益的法律来保障其统治,这种“政治”意义上的实践是促使法律产生的社会原因。

  沈四宝教授“法律的真谛是实践”的思想蕴含的第一层内涵就是实践孕育了法律,法律因实践而生,基于实践而产生的法律是切实可行的,并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时期具有可操作性。

(二)实践推动了法律的发展
  在现代法哲学看来,法律不再是一经发现进而一劳永逸的存在。现代法哲学关注的是法律的可变性与过程性。这就是说,法律是会变化的,而不是永恒的,那么是什么推动了法律的变化,如果说是社会制度的变迁,那么它更多的是推动了不同社会制度下公法的变迁;如果说是生产关系的转变,那么它更多的是推动了不同生产方式下私法的变化;人类只有一种活动可以产生法律的变化,这就是实践。

  沈四宝教授在其所从事的国际经济法研究中,始终直面着全球化和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浪潮,认为法律不可能停留在原地不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带来了两个显著效果:一是市场的地理范围及市场的统一化和自由化程度大大扩展;二是为了适应市场的统一化和市场规则统一化的客观需要,国际经济法不仅必将且正在发生新的变化,国家的法律体系面临着如何处理全球化带来的复杂情况的新挑战。

  沈老师指出,为了适应全球化和国际经济新秩序,国际经济法出现了以下变化:第一,包括国际商法在内的国际经济法的统一趋势明显加强;第二,国际经济立法与其它各领域立法的关系日益密切,出现了联结和互动趋势;第三,国际经济法与国内经济法的融合日趋加深,国际法与国内法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第四,国际经济法律规则越来越具有普遍适用性和权威性;第五,国际经济法立法主体呈现多元化的趋势,一些私人国际机构在全球规则制定方面的作用日益扩大。

  沈四宝教授“法律的真谛是实践”的思想蕴含的第二层内涵是“实践”对于“法律”的作用不仅限于“创造”,更大的作用在于“推动”着法律的变化。

(三)法律对实践有着积极的能动作用
  法律对规范人的实践行为具有指引、评价、预测等作用。

  指引作用是指法律对人们的实践活动起到的普遍指导作用,即对一般人行为的指引;评价作用是法律作为一种行为标准和尺度,能够对人的实践活动的法律意义进行判断、衡量,即对人的实践行为的评价;预测作用是根据法律规定,人们可以预先知晓或估计到人们相互间将如何进行实践活动及实践行为的法律后果,即对人们相互间实践行为的预测。指引、评价、预测等法律作用往往能有效地指导“实践”的进行,推动着“实践”的提升。

  沈四宝教授提出,“我国的法制建设应为我国对外贸易的高效、可持续发展提供法律支撑。”“我国的法制建设必须要为经贸的发展扬善除恶,以法律的手段即采取更有效的法律措施为其服务。”“我国有大量的外汇储备,完全有能力与实力到国外投资,以便更加深入地融入经济全球化之中,但这些都需要法律作为发展的基础:中国的对外贸易、投资必须通过加强法制建设的方法为资本安全、贸易救济、知识产权保护、财税支持、人力培养与信息交流等方面提供法律保障,而目前的法制建设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沈四宝教授“法律的真谛是实践”的思想蕴含的第三层内涵是法律对于实践的重要意义和反作用力,即法律植根于实践的沃土,但反过来对于实践具有重大影响的反作用。

  “法律的真谛是实践”,这一论断是沈四宝教授四十年来的法律教学、研究和实务工作的“修炼成果”。笔者作为后生晚辈,试图触摸其中的思想精髓,实感力所不及。重读以上堆砌文字,本文充其量只能算作是沈老师部分经典论著的读后感,远远没有达到在我写下标题时所期望的发掘沈老师思想宝矿的目的。我真诚地希望我们所有的弟子把研究沈四宝法律思想作为今后的一个努力方向。因此,在这里说抛砖引玉就不是客套了。如果本文能作好那块砖,幸甚!

作者简介:

  杨志军,男,1973年5月出生,华贸法律服务联盟副主席,北京市国晟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1995年本科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2013年博士毕业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